思想主張
荀子的生平事跡,史書記載都很簡略。我們可從太史公《荀子傳》、劉向《孫卿書錄》、應劭《風俗通義》、清代謝墉《風俗通》、《荀子·強國篇》等中略知,荀子曾經去過齊、秦等地,而且遊學稷下時成就了其名聲。
荀子據《韓非子·顯學》篇記載是孔子之後儒家八派中的一荀學派代表人物,是繼孟子之後的又一儒學大師。據謝墉《荀子序》記載,荀子“最為戰國老師。太史公作傳,論次諸子,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……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,孟荀並稱久矣。”並指出公孫子、尸子、墨子等皆被列於孟荀之下。
二、從《荀子》一書看荀子的三大思想主張
荀子的思想因其批判地總結和吸收了各家思想而具有綜合性的特點,在人性論、天人論、社會道德觀、政治觀、教育觀等各方面都在儒家學派中獨樹一幟、別具特色。下面僅舉三例加以說明:
(一)從《性惡》篇看荀子的性惡論
荀子的“性惡論”是其最主要的思想主張之一。這一思想主要反映在《荀子·性惡》篇中,荀子認為:“人之性惡,其善者偽也。”荀子所說的“性”是指與生俱來、自然而成的“自然之性”或生理本能。“偽”不是“真偽”、“虛偽”的“偽”,而是“人為”之義。因此,荀子認為:“凡性者,天之就也,不可學,不可事。禮義者,聖人之所常生也,人之所學而能、所事而成者也。不可學、不可事而在人者,謂之性;可學而能、可事而成之在人者,謂之偽。是性、偽之分也。”(《荀子·性惡》)即禮義等善良的品性和德行是靠後天的人為的努力得來的,而不是天生就有的。
之所以說人之性“惡”,是因為“今人之性,生而好利焉,順是,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;生而有疾惡焉,順是,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;生而有耳目之欲,有好聲色焉,順是,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。然則從人之性,順人之情,必出於爭奪,合於犯分亂理,而歸於暴。故必將有師法之化,禮義之道,然後出於辭讓,合於文理,而歸於治。用此觀之,人之性惡明矣,其善者偽也。” “今人之性,飢而欲飽,寒而欲暖,勞而欲休,此人之情性也。今人飢,見長而不敢先食者,將有所讓也;勞而不敢求息者,將有所代也。夫子之讓乎父,弟之讓乎兄,子之代乎父,弟之代乎兄,此二行者,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;然而孝子之道,禮義之文理也。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;辭讓,則悖於情性矣。用此觀之,人之性惡明矣,其善者偽也。”荀子在此已論證得很清晰條理,他一針見血地指出:飢欲飽、寒欲暖、耳好聲、目好色等都是人生兒具有的天然之性,但是如果不對這種天然之性加以人為的節制和引導,那么人與人之間就會發生爭奪、暴亂和相互殘害。所以說“人之性惡,其善者偽也。”要想達到儒家追求的至善,就要人為地用禮義法度來制約人之惡性。
(二)從《天論》篇看荀子的天人論
荀子的“天人論”主張“天行有常”、“人可制天命而用之”。這是荀子思想中最具積極進步意義的思想之一。我們僅舉《天論》中一例加以說明。《天論》篇開頭寫到:“天行有常,不為堯存,不為桀亡。應之以治則吉,應之以亂則凶。強本而節用,則天不能貧;養備而動時,則天不能病;修道而不貳,則天不能禍。故水旱不能使之饑渴,寒暑不能使之疾,祆怪不能使之凶。本荒而用侈,則天不能使之富;養略而動罕,則天不能使之全;倍道而妄行,則天不能使之吉。故水旱未至而飢,寒暑未薄而疾,祆怪未至而凶。受時與治世同,而殃禍與治世異,不可以怨天,其道然也。故明於天人之分,則可謂至人矣。”
四庫提要記載
《荀子》·二十卷(內府藏本)【周荀況撰】
況,趙人。嘗仕楚為蘭陵令,亦曰荀卿。漢人或稱曰孫卿,則以宣帝諱詢,避嫌名也。《漢志·儒家》載《荀卿》三十三篇。王應麟《考證》謂當作三十二篇。劉向《校書序錄》稱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,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,定著三十三篇,為十二卷,題曰《新書》。唐楊倞分易舊第,編為二十卷,復為之注,更名《荀子》,即今本也。考劉向《序錄》,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。後仕楚,春申君死而卿廢。然《史記·六國年表》載春申君之死,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。《史記》稱卿年五十始游齊,則春申君死之年,卿年當一百三十七矣。於理不近。晁公武《讀書志》謂《史記》所云年五十為年十五之訛,意其或然。宋濂《荀子》書後又以為襄王時游稷下,亦未詳所本。總之戰國時人爾,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確考矣。況之著書,主於明周孔之教,崇禮而勸學。其中最為口實者,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。王應麟《困學紀聞》據《韓詩外傳》所引,卿但非十子,而無子思、孟子,以今本為其徒李斯等所增,不知子思、孟子後來論定為聖賢耳。其在當時,固亦卿之曹偶,是猶朱、陸之相非,不足訝也。至其以性為惡,以善為偽,誠未免於理未融。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,任自然而廢學,因言性不可恃,當勉力於先王之教。故其言曰:凡性者,天之所就也,不可學,不可事。禮義者,聖人之所生也,人之所學而能,所事而成者也。不可學、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,可學而能、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,是性偽之分也。其辨白偽字甚明。楊倞注亦曰:偽,為也。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,皆謂之偽。故偽字人旁加為,亦會意字也。其說亦合卿本意。後人昧於訓詁,誤以為真偽之偽,遂譁然掊擊,謂卿蔑視禮義,如老、莊之所言。是非惟未睹其全書,即性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,亦未竟讀矣。平心而論,卿之學源出孔門,在諸子之中最為近正,是其所長;主持太甚,詞義或至於過當,是其所短。韓愈大醇小疵之說,要為定論。餘皆好惡之詞也。楊倞所注亦頗詳洽。《唐書·藝文志》以倞為楊汝士子,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楊汝士三子:一名知溫,一名知遠,一名知至,無名倞者。表志同出歐陽修手,不知何以互異,意者倞或改名,如溫庭筠之一名岐歟?
書籍篇章
《荀子》一書,《漢書·藝文志》記載有三十三篇,據《劉向校書序錄》記載當為 三十二篇。
勸學篇第一 | 修身篇第二 | 不苟篇第三 |
榮辱篇第四 | 非相篇第五 | 非十二子篇第六 |
仲尼篇第七 | 儒效篇第八 | 王制篇第九 |
富國篇第十 | 王霸篇第十一 | 君道篇第十二 |
臣道篇第十三 | 致士篇第十四 | 議兵篇第十五 |
強國篇第十六 | 天論篇第十七 | 正論篇第十八 |
禮論篇第十九 | 樂論篇第二十 | 解蔽篇第二十一 |
正名篇第二十二 | 性惡篇第二十三 | 君子篇第二十四 |
成相篇第二十五 | 賦篇第二十六 | 大略篇第二十七 |
宥坐篇第二十八 | 子道篇第二十九 | 法行篇第三十 |
哀公篇第三十一 | 堯問篇第三十二 |
名言警句
學不可以已。青,取之於藍,而青於藍;冰,水為之,而寒於水。——《勸學》
大巧在所不為,大智在所不慮。——《天論》
木受繩則直,金就礪則利,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,則知明而行無過矣。——《勸學》
不登高山,不知天之高也;不臨深溪,不知地之厚也;不聞先王之遺言,不知學問之大也。——《勸學》
神莫大於化道,福莫大於無禍。——《勸學》
君子居必擇鄉,游必就士,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。——《勸學》
物類之起,必有所始;榮辱之來,必象其德。——《勸學》
肉腐生蟲,魚枯生蠹。怠慢忘身,禍災乃作。——《勸學》
言有召禍也,行有招辱也。君子慎其所立乎!——《勸學》
積土成山,風雨興焉;積水成淵,蛟龍生焉;積善成德,而神明自得,聖心備焉。——《勸學》
不積跬步,無以至千里;不積小流,無以成江海。——《勸學》
鍥而舍之,朽木不折;鍥而不捨,金石可鏤。——《勸學》
跬步而不休,跛鱉千里;累土而不輟,丘山崇成。——《勸學》
無冥冥之志者,無昭昭之明;無惛惛之事者,無赫赫之功。——《勸學》
君子役物,小人役於物。——《修身》
道雖邇,不行不至;事雖小,不為不成。——《修身》
禮者,所以正身也……無禮,何以正身?——《修身》
小人能,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;不能,則妒嫉怨誹以傾覆人。——《不苟》
誠者,君子之所守業,而政事之本也。——《不苟》
言無常信,行無常貞,唯利所在,無所不傾,若是則可謂小人矣。——《不苟》
公生明,偏生暗;端愨生通,詐偽生塞;誠信生神,誇誕生盛。此六生者,君子慎之,而禹、桀所以分也。——《不苟》
歷史地位爭議
清朝考據學家梁玉繩繼承“尊孟貶荀”的文化語境,情緒上並不承認荀子“可並吾孟子”,但王先謙《荀子集解序》雲謝墉《荀子箋釋序》在欽定《四庫全書提要》“首列荀子儒家,斥好惡之詞,通訓詁之誼,定論昭然學者,始知崇尚。”謝墉披覽《荀子》全書,深有感觸地說:“愚竊嘗讀其全書,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,文之博達,自四子而下,洵足冠冕群儒,非一切名、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。”謝墉以孔、孟、荀來簡述先秦儒學史,或者以孟、荀兩脈來架構孔子之後先秦儒學的發展。
清朝歷史學家謝墉《荀子箋釋序》曰:荀子生孟子之後,最為戰國老師。太史公作傳,諸子排名,獨以孟子、荀卿相提並論。余若談天、雕龍、炙轂及慎子、公孫子、尸子、墨子之屬,僅附見於孟、荀之下。蓋自周末歷秦、漢以來,孟、荀並稱久矣。《小戴》所傳《三年問》全出《禮論篇》,《樂記》、《鄉飲酒義》所引俱出《樂論篇》,《聘義》“子貢問貴玉賤珉”亦與《德行篇》大同,《大戴》所傳《禮三本篇》亦出《禮論篇》。《勸學篇》即《荀子》首篇,而以《宥坐篇》末“見大水”一則附之,‘哀公問五義’出《哀公篇》之首。則知荀子所著,載在二《戴記》者尚多,而《荀子》原書或反而殘缺散失。觀於《議兵篇》對李斯之問,其言仁義與孔、孟同符,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,切中暴秦之弊。乃蘇氏譏之,至以為“其父殺人,其子必且行劫”。然則陳相之從許行,亦陳良之咎與?此所謂“欲加之罪”也。荀子在戰國時,不為遊說之習,鄙蘇、張之縱橫,故《國策》僅載諫春申君事,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,春申君若早見,就沒有了李園的棘門之禍,而為‘癘人憐王’之詞,則荀子有先知之聰慧,固然異於春申君的策士朱英(朱英勸告春申君不聽而逃離)。故荀子不見用於春申君,而終以蘭陵令,則荀子其人品之高,豈在孟子下?
謝墉說荀子“對濁世之政治痛心疾首,而有《性惡》一篇,且質問孟子《性善》之說,而反之亦然。宋儒乃交口攻擊荀子也。嘗言性者論之,孟子言性善,蓋勉人以為善,而為此言。荀子言性惡,蓋疾人之為惡,而為此言。以孔子相近之說為準繩,則孟子、荀子皆為偏執之論。”據謝墉自序:《荀子》此書自古以來,,沒有注釋的善本,唐朝大理評事楊倞之《注》,已為最古,而亦頗有錯誤。我一向知道,同年抱經學士盧文弨的勘核極為精博,因此從盧文弨那裡借來觀閱,校對盧文弨學士之瑕疵,仔細搜尋,不敢揣測我是不是愚昧無知,中間附有我自己的管窺之見,皆糾正楊氏版本之誤,盧文弨也肯定了我的意見,我援引的校對,悉數出於盧文弨,我們倆參互考證,往復交流,最終遂得以成事。以我謝墉的孤陋寡聞,誠不足發揮儒術,且不欲奪人之美,而盧文弨致書寫序,列舉其大要,略微留綴數語於書簡的上端,並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。” 謝墉《刊盧文弨校定逸周書序》也給對方考證:“若《太子晉》一篇,尤為荒誕,體格亦卑不振,不待明眼人始辯之也。”
錢大昕為謝墉《荀子箋釋跋》謂:孟言性善,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;荀言性惡,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。立言雖殊,其教人以善則一也。蓋自仲尼既歿,儒家以孟、荀為最醇,太史公敘列諸子,獨以孟、荀標目,韓退之於荀氏雖有“大醇小疵”之譏,然其雲“吐辭為經”,“優入聖域”,則與孟氏並稱,無異詞也。宋儒所訾議者,惟《性惡》一篇。謝墉則一反理學家“尊孟抑荀”的做法,認為孟子與荀子關於“人性論”的討論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,他們之間的差異則緣於各自論證的視角。